当我老了这首歌□许志杰 　　济南有个七家村，虽然关于其来历的版本不同，但最早住在这里的都是文化人。担任过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于明信和一家人就曾住在这里，他的六个子女均学有所成，其中三女儿于若木1938年奔赴延安，新中国成立后进入科技战线工作，她认识到国民身体素质不好，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就大力呼吁重视对营养知识的宣传，并成为一名营养学家。 　　济南七家村溯源 　　济南有个七家村，关于来历版本不同，一种说法是1917年春天，济南东青龙街这一带还是荒野农田，七位都是在济南从事教育和艺术工作的人，看中了这个离市区不远却又僻静的地方，商量着在此建房居住。经过一年的施工建设，几个院落相继建好，七户人家陆续搬进来，形成一个有七家人居住的城外村，由于住进来的都是文化人，他们就起了一个“七家村”的名字。 　　济南七家村 　　还有一种说法是最早居住于此的人家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高中历史老师祁锡育，他通晓熟知济南古今历史。此地距老城墙东南角的“魁星楼”很近，又有虎啸震耳的黑虎泉近在旁边，祁锡育看中这块风水宝地，联合几位好友开始于此筑家，三五载便形成规模。因首倡者是祁锡育，第一个住进来的也是祁家，“祁家村”由此而生。后来陆续有人家住进来，凑成七家，“祁家村”慢慢演变成了“七家村”。随着时间推移，这里就不只七户人家了，“祁家村”或“七家村”先入为主，便也一直往后延续着。 　　如今的“七家村”已不是一个村子的概念，而是一个有数栋居民住宅楼组成的，其中有一条丁字形的小街名字叫“七家村路”，有几个院落则是标注“七家村”。“村”里很清静，只是不知道百年过去，还有多少人知晓当时的安静与风华。在“村”文化墙，有一块“七家村的故事”挂壁，上书“七家村，1919年七位山东优级师范学堂教师初建住房后形成的，其中，田信卿、祁蕴璞、于明信、王俊千四人任职于山东第一师范学校，还有画虎名家吴天墀、省立一师教师孙云台。后来陆续有教育家王祝晨等搬来居住，村名初叫‘七家村’。后因战争等状况搬迁”。其中的祁蕴璞应该就是祁锡育。而在“七家村路”北端修建的街心花园旁也有一块立牌，介绍七家村路：“七家村路位于解放路街道中部，北起解放路，西止如意街。此处原是农田，据传约在1925年有爱美中学周爱周、于旦复、吴天墀等七家居住于此，取名七家村，后来形成街道，沿用此名。”文中提到的于旦复应该是于明信。 　　在七家村居住的人家并不固定，说法不一，可以理解，这么多年过去，当事人恐已不多，难以对证。但于明信在此居住，且早于1920年是有根据的，其三女儿于若木的公开履历，就是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七家村”。于明信原籍临淄县葛家庄(今淄博市临淄区)，1882年生人，1910年任青州初级师范学校校长，1913年与同盟会会员刘冠三、王祝晨等人创办济南正谊中学。不久东渡日本，入读早稻田大学，1916年学成归国，任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五四时期与人创立“尚学会”，宣扬新文化、新思想。1923年9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7.9级大地震，于明信受山东省政府委派去日本赈济灾民并任山东省留日学生管理员。五年后回国，应聘撰修《齐河县志》，任教曲阜师范和济南齐鲁中学。日军占领济南后，于1938年6月到北京，隐居北京西郊嵩祝庵，后潜回葛家庄，抗战结束隐居济南七家村，1948年病逝。 　　于明信夫人于张氏，同为临淄人。二人婚后育有六个孩子，分别是长子于道泉、长女于式玉、次子于道源、次女于式金、三女于式毂(于陆华、于若木)、小女于式坤(于陆林)。六个子女均学有所成，长子于道泉齐鲁大学毕业前夕在济南为印度著名诗人、社会活动家泰戈尔做演讲翻译，之后跟随泰戈尔去了北京，经著名学者胡适介绍进北京大学给著名汉学家刚和泰做课堂英文翻译。又经著名国学家陈寅恪介绍，被傅斯年聘为中研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游学欧洲诸国数年，1949年归国后成为著名藏学家。于式玉1924年随父去日本，就读早稻田音乐学院和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回国任教燕京大学日本历史课，1959年调四川师范学院任教授，1969年8月病故于成都。于道源在济南读完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抗战时期任教于西南联大，后投笔从戎，回老家搞地下工作，1948年牺牲。二女儿于式金，毕业于山东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留学日本奈良女高师，因身体不好，一直与父母同住。小女于式坤，生于济南七家村，中学毕业跟随三姐于式毂奔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和中央党校学习。1949年筹建北京北海幼儿园，出任第一任园长。留学苏联回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1983年创办中华社会大学，任校长。 　　七家村走出的营养学家于若木 　　于式毂是于明信三女儿，后改名于陆华，1938年奔赴延安后，自己改名于若木，取自《楚辞·离骚》中的“折若木以拂日兮，卿逍遥以相羊”。于若木的小学是济南莪雅坊小学，这所小学创办于1908年，是山东省最早创立的新式学堂之一。于若木小学毕业考取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随大哥和二哥转学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抗战开始后，于若木回济南七家村短暂休整，与妹妹于陆林一起奔赴延安。 1937年秋，于若木带着妹妹于陆林从济南乘火车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于初冬到达延安。姐妹俩被安排到陕北公学学习，第一堂课由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讲学校的办学宗旨、教学方法和学习计划。初步学习后，于若木进入中央党校继续学业，之后又进马列学院深造。结业时马列学院对于若木作出鉴定：“为人忠厚坦白，组织观念好，政治观念强，对党的问题了解。少批评人，但能接受别人的批评，并且能够纠正错误，生活有规律，在学习上了解问题，平常看出能力还强，记忆力不错，工作上细心负责，还有计划。可做调查统计工作或妇女工作”，被评为“生产中的模范妇女”。 　　于若木 　　1938年于若木与陈云在延安结婚，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从于若木写给在英国留学的大哥于道泉的一封信可见一斑：“你问我们要什么书籍，我们不需要什么书籍。我对你有这样一个希望：希望你送给陈云同志一支钢笔，因为他没有。不过这个希望是在你能力所及的条件下，就是你的债还完以后与寄回家里钱以后有剩余的时候(如果关税太重或邮寄不便时也请勿寄)。” 　　新中国成立后，于若木进入科技战线工作，1981年开始了新的工作，于若木在深入学校调查时发现大学生的身体状况普遍不好。因为营养素摄入量不够，大学里患肝炎的人多，因病休学的也多。于若木深知国民身体素质不好，就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于是她心中燃起了为提高国民体质做贡献的愿望。她回忆说：“当我问津营养学的问题时，首先访问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所的营养师，就教于营养学界的老前辈周启源、金大勋、沈治平等老教授以及陈春明、陈孝曙、葛可佑等较年青一代的营养学家，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最基本的初步的营养知识。他们都是我的启蒙老师，他们还告诉我，国际上有关营养学的、饮食文化的新动向，使我豁然开朗，感到在营养学、饮食文化领域里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开拓，意识到四个现代化之中不能没有饮食的现代化。如果不重视营养学，不培养一支专业的营养师队伍，不普及营养知识，食品工业落后，是会影响四个现代化进程的。” 　　经过大量实地调查，取得一手资料，于若木写出了自己有关营养学的第一篇论文《营养——关系人民体质的大事》。文章分析了蛋白质在营养要素中的重要地位，中国提高蛋白质营养供给的途径，提出了建设营养科技队伍，开展营养普查，发展营养事业的对策等。 　　在农村调查研究时，于若木看见有的父母宁肯卖掉自己家养的鸡下的蛋，去换成“滋补品”麦乳精喂孩子，结果使孩子越吃越瘦。她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了大家缺乏营养常识，对正常的食物营养和所谓的滋补品，缺乏正确辩证的科学认识。于是，于若木开始大力呼吁重视对营养知识的宣传，通过宣传以期引起包括营养学家在内的全中国人对营养常识的普及与重视。1986年新华社记者采访于若木，根据她的营养学理论，首次提出了《营养指导：一项待拟的国策》，希望将营养指导上升到国策的高度。于若木在研究大量的资料后认为，实行学生营养餐已是世界潮流，这是解决学生营养不合理的有效途径，中国也应在学生中推行营养餐制度，并提出“想办法先在一些地方试点，做出样板，取得经验，才好推广。”中国的学生营养餐由此而起，成为现今一项普及性很高的营养普惠政策，于若木为首倡第一人。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到1992年全国城市中小学生营养提高明显，但是农村学生摄入蛋白质不足，于是于若木又为农村孩子呼吁，增加大豆蛋白，其中八种必需氨基酸都具备，能很好地满足人体的生理需要。中国是大豆之乡，为此她提出“大豆行动计划”。几年之后，于若木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再次提出了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行“牛奶进学校”，作为课间加餐的行动计划，强调“牛奶给你健康、智慧和力量”“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于若木针对可能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尤其是方兴未艾的保健品，公共食堂(包括饭店)、食品加工企业等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种类与企业的管理提出有效监管办法，被有关部门采纳后，收到很好的监管效果。 　　于若木陆续出版了《于若木文集》《于若木论学生营养》《于若木与中国营养促进文集》等著作，她有关营养学的理论独树一帜，是一位学有见地，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和实地考察而得出第一手结论的实践型、应用型营养学家。她的著作没有高深难懂的理论数据与艰涩的词藻，却句句有思考、字字皆有据，被称为老百姓自己的营养学家。2006年2月28日，走过了87年人生旅程的于若木，在北京辞世。 　　歌曲当我老了的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