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年代的歌曲 我的知青生活点滴 　　管锡云 　　青春的岁月像条河，岁月的河汇成 　　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农村上山下乡的，属知青中的“小字号”。当时，国家对知青已很照顾，在生活、安置上有一些政策。我又是从县城到县内农村下乡的，许多方面都能得到照顾。在农村接近两年的生活应该说是平平淡淡、几无波澜的。但这毕竟是我一生中的重要一段时间。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些往事经常在脑中回现。 　　从小到大我都生活在城镇，接触的大多是城里人。到农村后，首先感兴趣的自然是周围的人。先说说大队书记，时年不到四十岁，矮矮的个子，胖乎乎的，我感觉他总是充满了自信。是啊，这么年轻，在一个有两千多口人，经济收入在全公社、甚至在全县都能数得上的大队当书记，叫谁不是志得意满。 　　他整天忙忙碌碌的样子，把全大队的事安排得井井有条。他还经常到我们的住处，像领导干部一样，与知青交谈，问寒问暖，他也擅长作报告。 　　记得那时经常在晚上开社员大会，男男女女几百人集合在大队院内，大队书记在点着气灯的土台子上，一个人就讲两三个小时。他有个习惯，讲话时一个、二个的罗列，讲完第一个问题以后，拉着长声说“二（发le音）一个”，往下接着是几个甚至十几个“二一个”，就是不知道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我很佩服这位支部书记，所以希望他增强语言的逻辑性，希望他完美无缺。在以后的大会上，就等着他说出“三一个”、“四一个”来，但始终还是那样。直到现在，一提起公社化时期的农村干部，我头一个想到的还是他。大队贫协主任也很有意思（或许现在的青年人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官，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任是也）。在我脑子里，贫协主任最能代表贫下中农。而这位贫协主任五十来岁的年纪，穿着与其他老农倒没什么两样，只是竟戴着手表。他又不识字，想知道时间还得让别人看他的表告诉他。 　　我始终纳闷，在那个讲究贫下中农本色的年代，是谁允许他戴手表的。还有一个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文革初期从外省一所大学遣返原籍的知识分子，不到五十的年纪，一副老农的打扮，一点也看不出曾经是大学教师。他干农活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让人感到“另类”的是，在大队果园干活的人大都时不时地偷着吃个苹果，我们也这样，此人却象辽沈战役中解放军对老百姓的苹果那样“一个也不动”。 　　现在想起他来，我还有肃然起敬的感觉。当时生产大队下边还有小队，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队”即指此。我所在生产小队的副队长比我年长不了几岁。当时队长似乎有脱产的意思，而副队长纯粹是领着干活的。每天早晨，队长派完活后，副队长就带着大伙闷着头干，他又要多出力，否则怎么批评别人。 　　记得当时有分两人一组的活时，他总是和我一组，当然是为了照顾我。我还要提起我所接触的其他社员，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无论是老的还是少的，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艰辛的劳作生活着。 　　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几千年残留下来的小农习气，但他们的质朴，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他们在邻里之间、人与人之间相敬相爱的精神，都给我深深的印象。我时常回想起社员们给我们的帮助，比如安排只有女劳力才干得轻活，我们干活跟不上趟时的相助（尽管他们也累不堪言），给我们送些时令蔬菜，等等。这些都让我终身难忘。我从农民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知道了很多东西，也多少了解了他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我深深地理解、感谢他们，并为他们祝福。 　　右图山峰为坊子村最高峰，笔者当年曾不顾禁令登上此峰 　　在农村，务农当然是第一位的。近两年时间里，山区的各种农活我基本都干过，春耕、秋种、锄草、打药、施肥、收获，样样不在话下。 　　春天往山地里送肥，推着二三百斤重的独轮车，拉不到别人后头；遇到旱情时，挑着上百斤的水抗旱浇地，几里山路，一天要往返几次、十几次，每一次从记工员手里领一粒黑豆，最后算帐记工分；秋天装苹果，60斤装的果筐，自己举到肩上，扛着走几十米路，整齐地摆放到拖拉机上：冬天果园深翻，地冻三尺，几个人合力掀开个茬，把几米见方的地皮翻过来，然后放肆的大吼几声。 　　可惜我是缺乏灵气的人，粗活尚能应付，细活就不行了。比如苹果又细分很多种，象金帅、国光、香蕉、红玉等，有的知青看树枝就能分辨，而我却始终弄不明白。所以果树剪枝等细活我是干不了的。但我的劳动态度自认为是一流的，从不误工偷懒（当然有时翻地时拄着铁锨发一阵呆，有时借口解手找地方打个盹，这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是很平常的）。 　　下乡第一年搞年终分配，我的报酬折合140多元，这在所在大队近三十名知青中是名列前茅的，我还因此参加了县里召开的知青先代会，也风光了一回。我还记得我在农村劳动时的打扮，夏天上身是背心，下身是短裤，脚上是俗称 “瓜大子”（发音如此）的简易凉鞋（用汽车外胎制作，块钱一双，极透风、结实、耐穿，现在农村偶尔还能见到）：冬天上身是光板棉袄（为防冷有时还扎着绳子），下身是打着补丁的裤子（内着绒裤），脚上是棉鞋，别人看来是又黑又瘦，但透着精神，俨然是一副农民的模样。 　　年轻人是有上进心的，几十个青年日夜在一起生活更不例外。知青院里有厕所，大家不嫌脏、臭，早早起来争着去打扫。有时为此还吵起来，以至于不得不排班轮着，大家做好事的机会均等；食堂里的水缸能装十几桶水，一天劳作回来，大家不顾疲劳抢起扁担就去挑；谁的衣服脏了，不注意别人就给洗了。真怀念这种纯真的生活，这些纯真的人啊！ 　　我后来始终为我以一个文革后期高中生的学历顶了一个“知识青年”的名而感到惭愧不安。有意思的是就这点知识还能派上用场。那是有一次搞总结，知青组长让我起草一个稿子，我竟扬扬洒洒写了二十来页稿纸。里面不乏从报纸上抄来的关于知青们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内容，还有其他一些我至今都弄不明白的大道理。现在想起来还好笑，以我的文化底子，还敢谈论什么“实践”和“真理”问题。不过后来我到县级党委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我秘书工作的开端。 　　我的知青生活就是这样平淡无奇，但我永远难忘这段经历。 　　2004年12月6日 　　管锡云先生是原日照日报社社长，市文旅局一级调研员，日照市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60年代70年代最老的歌曲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