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时，北爱总理特伦斯·奥尼尔对这场看来温和的运动赞赏有加，保证对北爱进行改革。但是他遭到许多联合主义强硬派分子强烈反对，其中包括威廉·克雷格与伊恩·佩斯理，后者指责他是“叛徒”（sellout）。某些联合主义者马上怀疑民权协会是爱尔兰共和军的“特洛伊木马”。暴力活动在几场民权游行中发生，保皇分子用大棒攻击民权示威者。皇家阿尔斯特警队被广泛谴责为支持保皇派，亦被认为应对允许暴力活动负责。

多数保皇派仇视民权运动的行为与领导人煽动联合派群众的恐惧感，宣扬共和军不止在幕后支持民权协会，而且在计划一轮新的攻势有关。实际上共和军已经穷途末路，只有很少的武器，日益强调非暴力政治。北爱问题的第一轮爆炸活动（主要指向电厂和其他基础设施）是由保皇派的UVF在1969年进行的，旨在训练和栽赃给共和军。

族群冲突在1969年恶化。在一月，一场“人民民主”组织从贝尔法斯特到德里的游行被保皇派在伦敦德里郡的本托雷特（Burntollet）袭击。RUC被指责未能保护游行者。接下来的几月在德里和贝尔法斯特的民族派区域立起了路障。这场骚乱在泽区暴动（1969年8月12日-1969年8月14日）到达顶点——一场大规模族群暴动在德里的警察和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爆发。骚乱在泽区的天主教居民、警察与德里青年学徒成员之间爆发，因为后者沿着城墙游行时穿过泽区。

警察和保皇派为一方，泽区居民为另一方的骚乱在英国军队派来恢复秩序之前持续了两天。这场“战役”触发了贝尔法斯特、牛里、斯特拉贝恩等地从1969年8月14日开始的教派骚乱，使很多人丧生，多所住房被焚烧。骚乱是由民族派为了支持泽区军民发起的示威引起的，在一颗手榴弹扔向一所警察局后骚乱升级。RUC作为回应部署了装备勃郎宁机枪的装甲车，并在贝尔法斯特民族派的福尔斯路地区打死一名9岁男童。保皇派群众以攻击天主教地区作为对暴力活动的回应，孟买街（BombayStreet）、马德里街和其他天主教区街道的大部分被付之一炬（见北爱尔兰1969年骚乱）。第一名被害的警察维克多·阿巴克尔（BombayStreet）是被保皇派而不是共和派射杀的。

民族派宣称皇家阿尔斯特警队在这些骚乱中辅助或至少没有积极反对保皇派。共和军也被自己的支持者广泛批评在1969年8月贝尔法斯特骚乱中没有能够保卫天主教社区，致使7人被害，750人受伤，1505家天主教徒无家可归——几乎是强占的新教徒房屋的五倍。一名天主教牧师报告说他的教区居民把共和军轻蔑地称作“跑路军”（IRanAway）。

北爱政府要求英国政府在北爱尔兰部署英军恢复秩序。民族派一开始欢迎军队，经常为士兵送水送饭，因为他们不信任警察的行动会不偏不倚。但是因为军队下手过重而被认为偏向联合派，这种关系迅速恶化。

很多联合派分子将民权运动视为北爱问题的起因。他们坚持运动动摇了政府，制造权力真空使准军事组织见缝插针。其他人，主要但不是全部为民族派，坚持认为民权运动和伊恩·佩斯利与其他保皇派的反对，只不过是一个本身生来堕落，必定垮台的教派主义政府制度的先兆而已。1970年至1972年北爱尔兰经历了政治暴力活动的大爆发，1972年到达顶峰，近500人丧生。这些年份里暴力升级有许多原因。

联合派相信主要原因是脱离老爱尔兰共和军的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临时派共和军）的成立。当老共和军（被称为正统派共和军的残余成员）拥抱非暴力群众运动时，新的临时派共和军却决心发动“武装斗争”来反对英国在北爱的统治。新共和军希望展现“天主教社区保卫者”的教派特点，而不是像“正统派”一样寻求两个社区劳动阶级的联合。联合派将这场进行中的斗争看成是北爱问题的主要原因和持续因素。

民族派则坚持认为暴力活动突发是因为民权运动的希望变成失望，而接下去的镇压直接针对他们的社区。他们指出这几年中的很多事件来支持这一观点。其中一例是1970年7月的福尔斯宵禁，3000人军队强行在贝尔法斯特民族派的下福尔斯地区实行宵禁，在与共和军的枪战中发射弹药1500多次，打死四人。另一件事是1971年引入未经审判的拘留制度，一开始就有350多人被捕，只有两个人是新教徒，只有一人是保皇派。另外由于情报不尽人意，很少一部分被拘留的人是真的共和派积极分子，但是有些人因为自己的不幸经历接下去变成了共和派。在1971至1975年间，1981人被拘留，1874人是天主教徒/共和派，107人是新教徒/保皇派。被拘留的人受到虐待甚至拷打的说法在民族派社区中广为流传。最感情化的是，民族派指出1972年1月14名手无寸铁的民族派示威者被英国军队在德里射杀，这一天被称为血腥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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