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派共和军（或者叫做“Provos”）在1969年下半年成立，立即因为对保皇派和警察袭击天主教社区后的反击行动中更富攻击性和战斗性而站稳脚跟，在1970年代的天主教贫民窟中作为“保卫者”获得支持。虽然正统派共和军内的改革派和马克思主义势力不断增加，他们也针对对现行的暴力活动和天主教社区与英国部队之间恶化的关系开展了自己武装斗争。从1970年以后，正统派和临时派都与英国军队开展过武装对抗。

至1972年，临时派的战斗密度极高，打死100名士兵，打伤500名，进行爆炸1300多次，大多数针对他们认为是“虚假经济”的商业目标。许多平民在爆炸活动中丧生，特别是在1972年7月的血腥星期五，22枚炸弹被安放在贝尔法斯特市中心。正统派共和军从来没有完全承认进行过武装行动，在1972年6月取消了他们的战斗活动。但是临时派，除了1972年临时停火与英国官员谈判之外，决心继续战斗活动直到爱尔兰统一的目标实现。

保皇派准军事组织，包括阿尔斯特志愿军与新成立的阿尔斯特防卫协会以针对民族派的教派主义暗杀活动作为对激增的暴力活动的反应，并简单地把天主教徒等同于民族派。其中的某些谋杀特别骇人听闻——比如香基尔屠夫案，犯罪人在殴打和折磨受害者之后杀死他们。临时派共和军也犯下教派主义谋杀罪行。例如在1976年1月，他们为报复六名天主教平民被保皇派杀害而进行的1976年金斯米尔大屠杀，10名新教徒平民被机枪扫射致死。政治暴力的另一个特点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不情愿或者被迫地从先前的混居区域中搬迁。例如，在贝尔法斯特，新教徒被迫从列拿度（Lenadoon）搬出，天主教徒从拉斯库尔（Rathcoole）区和西谷（Westvale）地区。在德里市几乎所有的新教徒都逃到了保皇派绝对多数的喷泉区（FountainEstate）与西侧（Waterside）地区。

伦敦的英国政府看到北爱尔兰政府无力应对安全局势，于1972年暂停了联合派掌控的斯多蒙特权力下放政府的运作，从伦敦进行“直接统治”。该政府解决了许多民权运动关注的问题，比如重新划定选区边界以使其更具代表性，给予所有公民在地方选举中的投票权以及将公共住房的分配权转移到一个独立的北爱住房委员会。直接统治开始时被认为是一个短期计划，中期方案是在联合派与民族派双方都能接受的基础上恢复北爱自治。但是协议被证明难以达成，北爱问题在政治僵持的情况下持续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1973年，主流民族派和联合派政党与英国和爱尔兰政府就桑宁代尔协定举行谈判，该协定旨在北爱尔兰内部产生政治解决方案，但是爱尔兰共和国政府在所谓的“爱尔兰因素”下牵涉进来。协定提供了民族派和联合派之间的“权力共享”方案，以及一个促进南北爱双边合作的“爱尔兰理事会”。北爱社会民主工党的肖莫斯·马龙指出桑宁代尔协议和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之间明显的相同之处。他以形容后者为“笨学生的桑宁代尔”而著称。

但是联合派却在桑宁代尔问题上分裂了，共和军也反对这一方案，他们的目标除了终结北爱作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以外别无其他。很多联合主义分子反对权力共享的计划，坚称与那些追求消灭本省的人（民族派）共享权力是不切实际。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联合派对“爱尔兰因素”和爱尔兰理事会的反对，后者被看成是全爱尔兰国会的预演版。社民工党地方议员休·罗格对都柏林三一学院的听众发表评论说，桑宁代尔是会把“联合派会推向一个统一的爱尔兰”的工具，注定要失败。

1974年1月，布赖恩·福克纳（BrianFaulkner)以微弱差距失去了在联合党内的领导权，被哈里·韦斯特（HarryWest）取代。1974年英国大选给了反对桑宁代尔协议的联合派一个机会测试联合派对“都柏林就是桑宁代尔的未来”这句口号的态度，结果令他们的反对者大惊失色：他们赢得了12个席位中的11席，赢得了58%的选票，其他选票大多数流向民族派和支持桑宁代尔协议的联合派。

但是最终，桑宁代尔协议被保皇派（主要是当时人数超过20000人的阿尔斯特防卫协会）和新教徒工人的群众活动所推翻，后者建立了阿尔斯特工人理事会。他们组织了一场总罢工——阿尔斯特工人理事会罢工。该罢工使北爱所有商业活动停止，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如供水供电，也被切断。民族派坚称英国政府没有尽力停止罢工，提高了桑宁代尔协议的执行门槛。但是就事论事，面对如此坚决的反对，赞成桑宁代尔协定的联合派只得从权力共享政府辞职，使新政府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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